张士闪丨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

儒藏2019-06-23 18:45:33



在中国社会语境中,“礼”“俗”既是一种社会现象,又是一种话语形式。虽然从根本意义上来说,话语形式乃社会现象之一种,但又是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与表达,是所谓 “社会思想”的直接呈现,因而在社会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意义。大致说来,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,还是话语形式,“礼”、“俗”都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想的一般特征,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,并在 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有所延续,因而应该成为“理解中国”的基本视角。本文拟将 “礼”(国家礼制)、“俗”(民众文化)、“礼俗互动”作为学术分析工具 ,聚焦中国社会中的礼俗现象及话语形式,关注其在社会变迁时期的突出表现,并试图在国家历史进程与民众生活实践的分析框架中,理解中华文明内部一种自我制动、制衡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。


“礼”“俗”话语的传统建构

与“礼”“俗”有关的话题在中国由来已久,且在千百年间被持续言说。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表述,即对本土社会事实的认知与概括,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主体的建构特征。

作为一种语汇现象,“礼”“俗”在先秦时期即多见于文献,并延至后世。二者既可分开单用,也可合为一词。分开单用时,“礼”是指制度化的国家礼仪,“俗”是指民众自然生成的生活习惯;合为一词,“礼俗”特指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相交、以礼节俗的一种社会状态或文化特质。溯其源流,本是先秦时期上层社会的建构,俗则是各地民众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,但在中国社会语境中,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从未割断,而一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。

以儒学思想为本的中国知识精英,向来是文化建构与生活践行并重,在生活中建构文化,以生活践行为文化根本。“允执厥中” “执其两端取其中” “允执其中” 等经典话语,所表达的既是一种哲学思想,也是一种实践策略,旨在通过对所谓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等生命理想的设定,保持向现实社会与未知世界的双重开放,以维持个体身心平衡,葆育群体文化创造活力。这种 “执两用中”的主张,推之于社会治理,则表现为一种灵活调谐的政治智慧,前述 “礼”“俗”话语即是其重要表达。虽然“礼”“俗”本身即有上下、高低之区分,但因为主张“两端”的“共执”,在个人修养层面便指向“致中和”的境界,在社会运作层面便指向所谓“政通人和”的目标。中国传统官员、文人、绅士往往以教化百姓为己任,在“礼”“俗”二字的互相涵纳上大做文章,认为其上通国运,下维众生,兼为个人立身之本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毫无疑问,由上古知识精英所引发的“礼”“俗”话语,无论是自上而下的“移风易俗”,还是从下到上的“因俗治礼”,不过是其因应现实情境而采取的不同策略。

黄宗羲、顾炎武、黄遵宪等近代政治思想家之后 ,北京大学《歌谣周刊》为代表的现代歌谣运动,以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歌、故事、风俗的发掘为标志,开启了礼俗传统的现代嬗变之路。民歌、故事、风俗等传统之“俗”,在当时是以正统文化的异己或他者的形象而呈现的。

这些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新智识阶层,基于救亡图存、唤醒民众的强烈历史使命感,通过对民间价值的“发现”而建构关于“革命”“改革”的叙事话语,实是时势使然。以此为旨归,就必然要将当下社会和文化理解成“礼”“俗”分立甚或对立的状态,如提倡“白话文运动”,以与贵族文言文对立;发动启蒙民智的“文学革命”,以颠覆“旧文化”的一统天下等等。传统的 “礼”“俗”话语,此时被设定出明确的二元边界,然后以“民”“民俗”“民间文艺”指称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或文化,将 “民心”“民智”“民生”等概念用作社会革命或改革的依据。吕微认为,现代国家赖以奠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实是重新发掘、转换某种文化传统的建构结果,而通过发掘蕴藏在民间的文化传统,一个想象中的“民族国家”的文化共同体就可以被虚构出来。“五四”时期从传统中发掘的“民间”表象,首先被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和现代性的理念,当学者和革命家发现“民间”所附着的表象与理念可以超越狭隘的历史民族观念时,民间文化就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一种 “现代民族国家”的文化建构力量。 赵世瑜则进一步说,“中国的民俗学家通过最初的发现民众和认识自我,最终在试图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这里,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”

不难看出,讲究知行合一、文化建构与生活践行并重的儒学传统,同样在“五四”一代知识精英中绵延,并别开生面。一方面,他们以认同“民间”的姿态与传统的“士子”身份告别,其实是在近现代社会语境中,为自己创设了一种“新式精英”的角色。另一方面,传统社会中的 “礼”“俗”二分并不是简单地与“官”“民”二分叠合,但“新式精英”们基于“启蒙”之需,将文化范畴的 “礼”“俗”与社会身份“官”“民”直接对位,开启现代意义上的“礼”“俗”对立或对抗之先河。虽然“五四”精英群体远非铁板一块,个体之间差异很大,但就其整体思想而言则大致在传统与现代、“学问”与 “事功”之间摇摆不定。于是,在胡适、刘半农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顾颉刚等 “五四”人物身上,都呈现出大致相仿的“时代症候”:在倡导民间歌谣运动时,设定“学术的”与“文艺的”的双重目的 ,初则风云际会壮怀激烈,继则潇洒去来不为所拘,坚持到底的绝少 ;在文化使命上,看似天马行空,而大致在文学革命、文史学术与社会启蒙之间游走和纠结;其人生轨迹多困惑于仕隐之间,随时代而沉浮。此后的整个民国时期,“礼俗改造”是中国社会内部从政府到知识精英共同关注的论题,相关学术实践因应社会问题而展开。虽有少量学者,通过反省自身与民众、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,试图理解和呈现整体意义上的的民众生活与民间文化,但因其与时代政治需求不够 “合拍”,而只能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与学术话语系统中处于双重边缘的地位。 传统的“礼”“俗”话语,一旦进入近现代社会之中,二者在复杂的纠结、互动中均酝酿着新变。

中国很早以来就已形成所谓的 “礼俗社会”,呈现出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联合运作的社会形态。首先,作为一种社会事实,“礼”与国家政治结合成为一种文化制度,是有着一个逐渐联结的过程的,“俗”则在地方生活的运作中呈现出民间“微政治”的多种社会样态。以此为基础,在中国社会悠久历史进程中的 “礼俗互动”,起到了维系 “国家大一统”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作用。其次,在话语建构层面,礼与俗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勾连官方、文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重要话语工具,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间发挥着不同的功用。礼与俗的话语,在国家统治阶层是治国驭民之术,在文人精英群体是安身立命之本 ,在民众手中则是社会交往的工具,由此形成了一种所谓“礼俗社会”的文化认同,并内化为“局内人”操持生计、理解社会、运作政治的潜在规则。还需指出的是,虽然传统社会视以礼驭俗、礼俗相交为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,但在现实的社会运行框架中,却往往要强调以各社会阶层的各安本分、自行其是为前提。这其实意味着,惟“礼”“俗”分立并各自稳守传统,才能保证“礼俗互动”在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下有序运行。直至近现代中国遭遇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一批知识精英致力于“民众在学术史上光荣的抬头” ,“礼俗社会”的传统框架才受到空前的冲击。


“礼”“俗”意蕴的现代发掘

传统中国作为一个复杂社会系统,在民间生活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,向为学界关注。但在关于中国“社会性”的已有研究中,注重“国家大一统”者往往过于强调“礼制下行”的社会流向,而注重地方社会者则过于强调地方自治系统的发育过程与自主运行,由此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观察的某种偏狭。其极端者,在处理官与民、集权与民意之关系时,生硬切断两者关联,甚或着意强调两者之间的对抗,而轻忽了中国“礼俗社会”中曾有的社会事实、政治智慧与话语形式。 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,是一种超稳固的结构,过于强调官民之间的疏离与对抗,而轻忽民间力量与国家集权之间的多样合作,必有失偏颇。

对于二者之间复杂而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,近些年来一批学者从田野实地调查出发,综合使用历史学、民俗学、人类学等研究方法,“将文化作为能动的因素,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,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” ,显现出强劲的学术活力。其研究路径,是通过发掘细微的地方社会生活,从下而上地对中国社会传统予以上溯与寻绎,然后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与阐释,这无疑是具有创造性的。

与此同时,与上述致力于“田野研究”的学术旨趣不同,一批秉承知行合一、济世致用儒学传统的所谓“现代新儒家”学者,倾向于从上而下地寻绎中国传统,在本土与海外、思想与实践的多重互动中,已经成为绵延百年、卓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运动。 上述两者都注重从细微的社会生活细节中去印证社会秩序之建构,而各有所本,并在客观上形成了互补与呼应的关系。本文限于篇幅,将主要以前者为描述对象。

 近代关于中国“礼”“俗”的早期研究,在概念使用层面,往往以“礼俗”代指宽泛之“民俗”,或专指“民间信仰” ,或以“礼俗社会”作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而不予深究 ,至今皆有余韵 。在研究面向上,虽普遍关注到礼与俗之间的关系,但往往以礼生于俗、礼下为俗、礼俗转化等话语大略言之,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历史的宽泛梳理为共同特征。20世纪80年代以降,有学者从官民同构、礼俗互渗等视角出发,致力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化理解。

大致而言,这些专题研究的最大价值,是从中国社会历史上与 “礼”“俗”相关的话语形式与社会事实出发,认为“礼”“俗”之间的分立与互动关联着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,这一见识至为可贵,虽 然其关注重点,多在于对中国历史上自上而下“以礼化俗与精英思想社会化” 的阐释,而对民间社会的能动性关系相对忽略,难以呈现中国社会 “礼俗互动”的完整景观———这一任务至今仍未完成,而仅有个案研究层面的局部突破。

另有少数学者,不再以“礼”“俗”眼光通观中国历史,而聚焦于某一具体历史时段,试图阐释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结构和具体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。罗志田认为从南宋开始,士人针对大一统下形成的 “郡县空虚”,开启了以 “礼下庶人”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,提醒“我们不必总是关注‘地方’与‘国家’对立甚或对峙的一面,还要看到其互补的一面” 。耿波溯源周代礼治政治,将“礼俗互动”视为乡民、士人与君主的政治联动与社会实践,与上述研究路径有所不同的是,一批学者从田野实地调查出发,将中国社会中的 “礼”“俗”话语与礼俗互动传统,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大小政治传统联系起来,显示出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强劲的研究活力。

由此也可看出,尽管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在话语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,但不应视作两种不同文化的并置,而是同一种文化内部密切关联着的不同表达,只不过前者偏重于国家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规定,后者偏重于民众生活层面的自发性传承。 也就不难理解,郑振满何以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,归结为“注重民间文献,注重田野调查,力求回到历史现场,从民俗研究历史” 。不过,要想真正实现“从民俗研究历史”,就必须将民俗与国家行政运作、地方社会发展等进行综合研究,亦即将长时段、大区域与“微政治”等视角结合起来。

可以说,在贴近国家政治、建构地方社会价值的层面积极地有所作为,是民俗的政治性面向之一,而以稳定性和反复性为特征、持续地作用于地方社会生活,特别是赋予民众个体以生命归属感和人生意义,则是民俗的根性所在。在社会实践层面,“礼”所代表的国家制度的规约性,与“俗”所代表的民间生活的自发性之间存在很大张力,既互益互补,又互制互斥。所谓互益互补,是指国家治理改变了民俗文化的生存空间,促使其不断发生新的变化,而民俗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治理方略的制定与修正;所谓互制互斥,则是指二者之间所造成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。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中,总是借助“礼俗互动”将国家政治与民间“微政治”贯通起来,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建基于民俗传统的神圣性之上,从而将二者之间可能的互制互斥关系巧妙地予以弱化或规避。

“礼俗互动”的田野发现

我们在华北地区的田野考察中发现,如前所述的 “礼俗互动”,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民间

有着丰富表现,而且作为一种观念普遍内化于民众心中。村民待人处事,其实是兼具礼与俗的两重规则,既讲究“按理(礼)说”,却也必须“来点俗的”,二者相加才是生活的全部。一个人言行是否妥当,社会交往是否得宜,在乡村舆论中常要归之于讲不讲理、懂不懂礼。在这类话语背后,隐然存在着一套礼俗逻辑与公共机制。

比如在鲁中洼子村,关于村落历史记忆的建构,即包含着多时多地多人多次的互动交流,表现为从诸多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的整合过程。在冬天暖洋洋的大街上,在亲友礼尚往来的宴席上,在田间地头或是集市、小工厂、杂货店里,许多老年村民经常围绕一个或旧或新的话题而长时间地“拉呱” ,既在反复地表述中咂味意趣,又在不断地咂味中对内容添枝加叶,丰富或修正既有表述。在看似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中,或讨论事体及细节的有无,或评判其人其事的对错,隐然对位于“真”和“善”的不同指向。前者是要辨清 “真相 ”,后者则是指向 “事理 ”,如讨论当事人是 “明白事理”“通情达理”,还是“不明事理”“不通情理”。评判的标准,既要根据具体的 “事”,也会根据常规的“理”,有时还会涉及更具权威的“礼”。在当地方言系统中,“礼”与“理”发音完全一致,内涵大致是重叠同构的关系,仅有微妙差异。 注重口头交流的村民,对于“礼”与“理”、“讲礼”与 “讲理”等话语,大约感觉不到明确区分的必要,“老理”即“老礼”,礼即理也。当然,在分家、葬礼之类比较庄重的场合,村民有时会借助“老话说”“论老礼说”,以强调仪式的神圣及细节的不可更易,表现出乡村生活贴近以“礼”为代表的国家话语的倾向。这可能是因为,华北地区开发较早,历经国家大一统的长期进程,民间话语与“官话”之间的相互渗透较为充分。萧凤霞认为,在“中华帝国晚期国家的威权”及文化观念“无远弗届”的背景下,“本地的民众自有他们自己一套方法运用帝国的隐喻,去确立他们在地方上的成员身份”。 至于民众这套方法如何养成,如何运用帝国的隐喻确立在地方上的成员身份等方面,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。 

细究之,在乡村生活中讲究“老礼”、主张“正儿八经过日子”的人,与热衷于社区表演或家族仪式活动的“好折腾”的人,都是在维护心中的 “正统 ”观念,只不过对 “正统 ”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已。王斯福认为,在民族国家中以警察和国家防卫力量为代表的武力独占的大原则下,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一种武力组织。这类游离于国家机构之外的武力组织具有两种本质:一种是对抗性的,对国家秩序构成一定的威胁;另一种是交流性的,它以表演的形式与日常生活有着暗中的或象征的联系,是一种有选择的文化创造。他以冀南赵县范庄的龙牌会为例,认为中国传统庙会中带有武术表演成份的活动显然属于后者,并推测“是否可以说它们有维护市民发言权的潜力,尽管它只是一种表演?” 有学者据此认为王斯福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意识和热情有所夸大 ,是很有道理的。进一步说,参加庙会演武活动的农民,是在按照想象中的国家礼仪,以象征性表演的方式整饬社区秩序,而不是要从国家权力系统中争取政治资源。或者说,民间社会这类公共仪式的周期性操演,意在与“国家”共享文化,而非竞争权力。再看鲁中洼子村的 “拉呱”,其实是村民在熟稔的乡村交流语境中,以“礼”的名义为“俗”的议题找寻神圣根据,召唤神圣之 “礼 ”在日常生活中现身成形。当然,这种“拉呱”不免要延伸到对时政的品评。对于当下官家是否 “合理”“合礼”的评判,往往就是在“拉呱”场合中“卒章显其志”的关键之处。换一个角度来说,这是村民根据当下之需,借助传统“礼”“俗”话语的神圣性而转换或创设出新的公共话语,乃是中国礼俗互动传统之重要一端。

 又如在每年正月,冀南广宗县盛行以村落为单元的“打醮”仪式,所请道士都来自周边地区,因主家之需而临时结成六七人至十几人的班子。道场上会摆放一本纸色古旧的科仪书,但道士在操持仪式过程中却并不参阅,而是依凭与主家的事先约定演礼三日或五日,有时也会根据现场情景,与主家商议后做出某些细节调整。我们在访谈中得知,他们属于道教系统中的正一派,其技艺除了得自师徒传承的仪式传统(以科仪书为标志)之外,也包括如何满足主家不同需求的一套办法。后者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“因俗而变”的传统,作为生存智慧极为重要,但通常仅作为一种内部知识秘不外宣。在当地村民心目中,“打醮”固然需要礼聘道士来演礼,但也离不开本村大大小小众多会首 的精心组织,以及当地善于察言观色、能说会道的“表功师傅” 的帮场。更重要的是,由上述各色人等共同襄助的这类 “打醮 ”仪式,是以祈愿 “国泰民安 ”“吉祥如意 ”“天下太平 ”等为名义的。也就是说,村民并未将上述宏大目标的实现,完全托之于国家的“有道”和清官的“善治”,而是坚信必须加上自己亲自操持之力。不言而喻,这种 “打醮”仪式与赵县范庄龙牌会演武、鲁中洼子村“拉呱”一样,都寄寓着民众根深蒂固的神圣意识,代表着礼俗互动传统中至为深厚的民间基础。 

我还注意到,我国各地普遍存在着 “皇封御赐”“先有村后有庙”等民间叙事话语,应是礼俗互动传统的积存。姑且就华北地区 “先有庙,后有村”的说法略作剖析。在这一话语的背后,隐含着民间借神圣立村、纳入国家系统的诉求。村落语境中的建庙之举,类似于家庭分家时的 “分灶”仪式。“分灶”,绝不仅仅是父子代际分配家什器具和家财债务的经济行为,而要赋予一个新家庭以社会交往的独立身份。同理,当人们聚居某地,无论人数多少,没有建庙就只是一处生活聚落,而不被视为独立的村落共同体。惟有兴修了庙宇,建立起人鬼神俱全的天地宇宙系统,这一聚落才具有了立村资格,而更重要的,是可以进一步建立与“国家”的直接联系,人们成为“化内之民”。即使地处偏远,人们也要以皇权之下、神明在上的名义,确立一套天地时空秩序和价值系统。此外,我国几乎所有历史题材的传说、戏曲、话本都与皇权、神灵有关,其实是同样的道理。

毫无疑问,国家制度“深深地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 ” ,但在乡村社会语境中,“国家制度”又经常被视作一种可供谈论、交流、改装或化用的 “文化文本”。这一文化文本如何在乡村落地?是像蜻蜓点水一掠而过,还是落地生根嵌入地方传统,甚或衍生出新的价值?我们不应忽略民众的应对之道,自上而下贯彻下来的国家制度是必须接受的“既成事实”,接受的过程也是尝试、斟酌、置换、再造的过程,以谋求与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的恰当对接。“国家”与 “民间”的这种对接,因为是基于日常生活而运作,自然就会附加上种种地方策略,产生多元意义。在最根本的意义上,国家制度其实是应该建立在民众生活土壤之上的,正如国家的运行毕竟要靠民众的赋税来维持一样,而礼俗互动的政治智慧亦应服务于地方社会的良好发展。换言之,国家政治的礼俗一体化追求,必须借助于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生活实践才能实现。国家为社会预留 “微政治”空间,与民众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主体能动性发挥,是至为关键的要素。

结语

在中国,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,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一直是互动共生的关系,这是西方政治传统所一直忽视的命题。中国有“礼”“俗”结合的社会传统,以此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言行举止,而不同于讲究绝对法制的西方社会。民俗文化毕竟贯穿着一方民众的生活智慧与集体意志,承载着民间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、精神需求、价值体系等,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群体行为规范。民间自我生成的“规范”力量,与国家权力意志之间既有分立又有合作,既有纷争又有对话,并谋求在对话、合作中从日常规范上升为公共价值。

也就是说,在“礼”“俗”两种话语之间,无论如何都会存在不能或未能通约的一面。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,这其实正是中国礼俗互动传统的价值与活力所在。 礼俗互动的核心要义,正是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,将国家政治与民间“微政治”贯通起来,保证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,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消除显在与潜在的社会危机。近现代社会以降,这一传统尽管遭遇到现代文明的巨大挑战,似乎退出了中华文明的主流传承谱系,但这只是表象,这一传统其实并未真正失去传承,而是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一直有所维系,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出现复振态势,形成了与国家改革持续深入的社会呼应。特别是在以“时空压缩”为特征的当代社会格局中,国际动向、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,呈现出空前复杂的互动态势。与礼俗有关的话题,不仅涉及国家与地方生活的建构,也会涉及国际地缘政治问题。随着全球化、信息化进程的加快,跨时空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,为“礼俗互动”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舞台。我国面临着国际规则、国家法权与民间治权等方面的多重考量,“礼俗互动”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或有助益。


作者丨张士闪

来源丨《民俗研究》2016年第6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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